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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一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故事
文章来源:【不明】   添加时间:【2010-1-8 13:03:34】   阅读次数:【1960】

解放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,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光经常是彻夜不熄。各个战场的情况纷纷汇集到这里,部署全军战略性行动的指示又从这里发出去。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主席日夜操劳,都为他的健康担心。伙房里的同志多次试着给毛泽东提高伙食标准,都被制止了,他说:“每顿饭只吃一个菜!”
     这天,食堂管理员又想给毛主席多炒两个菜,可多做了菜,怎么才能给毛主席送去并让他吃下呢?他觉得事先就要想好办法。正想着想着,毛泽东的警卫员小马来伙房打水,管理员一见小马,把腿一拍,说:“办法有了!”
     管理员把小马拉到跟前,问:“主席这几天是不是都在通宵工作?”
    小马点了点头。
     管理员说:“主席工作越紧张,咱们越应该注意他的身体健康,你说是不是?”
    小马又点了点头。
     管理员说:“保证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伙食。我想……”,他把嘴巴凑到小马的耳朵边上,小声嘀咕起来。
     小马听着听着,“扑哧”笑了,说:“主席要是批评呢?”
     管理员说:“要是批评,就往我身上推。我嘛,就往大伙身上推,三推两推,就没事了!”
     小马心想,是应该想办法让毛主席多吃点。他灌满一壶开水,提着走了。
     警卫员一走,管理员在伙房里便忙开了。他把米饭蒸熟,把炉火捅旺,刷净炒勺,熟练地炒起菜来。一会儿,小马来端饭了,一个辣椒炒豆腐,一个菠菜拌粉丝,还有一个肉丝炒小油菜。小马看看这盘菜,瞧瞧那盘菜,高兴地抓住管理员的手,说:“这几个菜都是毛主席平时喜欢吃的啊!”
   
管理员没有说话,只是微笑着点点头,目送着小马把饭菜端走了。小马走后,他的心并没有放下,生怕毛泽东把菜给退回来。他顺着灶边踱来踱去,不时看看墙上的小闹钟。10分钟过去了,20分钟过去了,小马还没有回来,管理员的心渐渐地踏实了。他走到窗前,踮起脚跟,看着毛泽东的房间,心想:告诉炊事员,就用这个办法,得空就给毛主席改善改善伙食。他越想越乐,收拾了一下炉灶,叼上旱烟袋,笑呵呵地到外面散步去了。

     管理员在柏坡岭下转悠了一会儿。估计毛泽东已经吃完饭了,便慢慢走了回来,坐在外院的磨盘前抽旱烟。他看见小马端着碗筷从大门口走出来了,又看到没剩菜回来,高兴地迎上去,说:“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我做菜,你端菜,虽然多费一道手续,可毛主席总算把菜吃了。”
     小马把嘴一咧说:“啊!你还以为主席把菜吃了呢,你数数有几个盘子?”
     管理员一看,愣住了,忙问:“怎么就只一个盘子?”
     小马说:“那两个菜还在桌上摆着呢!主席一口也没吃。”
     管理员听到这里,拉起小马就朝毛泽东的房间走。他们走进毛泽东的房间,毛泽东已经开会去了,只见桌上原封原样地放着两个菜。
管理员问:“毛主席说什么来着?”

     小马说:“主席见多了两个菜,就问我是不是来了客人,我说没来客人。主席又问,是不是大家都改善生活,我说不是。主席问,那为什么多了两个菜?我只好实说管理员为照顾您的身体,特意为您做的。主席听后,说:‘我身体很好,告诉管理员不要提高我的伙食标准。’主席原想把多下的两个菜退回去,又怕同志们不满意,说:‘别退了,留着中午、晚上热热吃吧’!”
     管理员一边听着,一边说:“毛主席呀,你心里装着全中国,就是想不到自己啊!”

 

“四  准”

     刘少奇总是尊重并维护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制度,并处处以身作则,不搞特殊。他经常外出考察,调查研究,每次出发前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申自己的“四不准”:
     一、每到一地,不准人家接送。
     二、到任何地方,不准请客吃饭,铺张浪费。
     三、不准向人家要东西,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。
     四、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,有个向导引路就行,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。
     刘少奇自己严格遵守并督促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规定。他每次外出视察,不要地方上招待。有时为了减少住宾馆、招待所的麻烦,就住在火车上,吃一点简单的饭菜。有时地方同志为了表示一下心意,送点土特产给他,他一律退回,实在无法退回的少许食品,就照价付款。
     刘少奇同志平时吸烟比较多,但他不吸太好的,平常就是“大前门”香烟,偶尔还抽“恒大”牌的。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,秘书拿来一包云烟,请刘少奇吸一吸,看看烟的质量怎么样。刘少奇吸过后说:“不错。”秘书说:“那就去弄一些来?”刘少奇立刻说:“要付钱!人家不要钱,我可不要烟。”后来,秘书给刘少奇看了买烟的发票,他才放心了。
     1960年,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,规定干部的住房标准和收费标准。刘少奇很重视这件事,让工作人员认真丈量他的住房面积和计算用水、用电的数字,让秘书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规定交费,决不能例外。
    1961
年,刘少奇到湖南农村搞调查,临行前,他告诉随行人员说,我们这次下去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,一切轻装简行,只要两部吉普车就可以了。一天,调查组到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调查情况。回来时天上正下雨,地上路滑,少奇身着蓝布衣,手打雨伞,步行回到住处。住处是一间破旧房屋,窗户上没有玻璃,只好用布遮挡风雨。工作组自带油盐柴米,自己起火。刘少奇和大家一起吃的是粗茶淡饭,工作人员几次提出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,加点菜,都被他拒绝了。在调查中,少奇听群众说,天华山上地荒无人种,就决定立即上山看看。当时刘少奇已经63岁了,山路又窄又滑,工作人员砍了棵小树给他做手杖。刘少奇见是棵小树,很生气,并说:“这棵树成活后才几年呀!再过几年就要成材了,要爱惜它。”

      1959年间,刘少奇特别繁忙,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休息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,都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久了要影响他的健康。
     那时,由于刘少奇家庭人口多,他和王光美两个人的工资要应付全家人的生活开支,再扣除房租水电费和保育人员的津贴,就很紧张了。因此,刘少奇每天的伙食非常简单,每顿饭就是两小盘菜。夜里12点以后,是刘少奇开晚饭的时间,常常是吃上一顿剩下的饭菜。办公室的人员很担心他的身体,都觉得他的伙食应该改善一下,才能应付繁重的工作。
      有一次开党小组会的时候,大家提出:我们工作人员夜里加班到12点就有夜餐费,刘少奇和王光美每天都要工作到第二天清晨,当然也不能例外。于是,大家讨论决定,按规定每天补助刘少奇和王光美每人5角钱的夜餐费,加进他们的伙食费中。打这以后,刘少奇的生活稍有改善。
      3年过去了,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刘少奇发现了。他立即让王光美去查伙食帐。一查,发现每月伙食费多出30元钱。刘少奇很不高兴,一再追问这30元是怎么回事?工作人员如实作了汇报:“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夜里工作到12点可以发给夜餐费的规定,党支部研究认为也应该给你们发,这30元就是你们二人的夜餐补助费。”
      刘少奇听了,一方面由于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,没有多作批评,另一方面却十分严肃地说:“这是不应该的。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,不能要国家补助。请你们把补助的钱,从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归还。补了多少,退还多少。”
      刘少奇说话是算数的,工作人员只好照办。这笔夜餐费已经用过3年多,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为了退还这笔钱,刘少奇家在经济上更紧了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办错了事而感到内疚,心里很不好受。可是刘少奇却不以为然,他说:“每个人每天就是吃三顿饭嘛,我白天吃也好,夜里吃也好,反正是三顿,又何必再给国家添负担呢!”

 

   

     1947年快过旧历年时,邓小平率晋冀豫野战军一部来到大别山区的金寨县,同行的有李先念副司令员、李达参谋长等,鄂豫皖军区的段君毅政委也陪同前来。
    除夕这天,金寨县领导同志听说邓政委来了,县委书记领着一班人拿着慰问品  麻糖、花生、羊肉,还有一只鸡来看望邓小平,并要他收下老区人民的一片心意。
     邓小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,谈了工作,还谈了家常。但邓小平说啥也不收礼品,并问县委书记:“从哪里收罗来的这些好东西?”
     县委书记说:“今天是除夕,乡亲们凑集了一点东西,来慰劳首长。”
     邓小平风趣地说:“嘿,真是‘山中无万日,寒尽不知年’啊!”
    “那,首长就收下吧!”
    “不行,”邓小平严肃地说,“群众生活够苦的了,这些东西原样还给他们!”
    县里领导见邓小平态度坚决,有些着急了,说:“是否把东西留下,折价还给群众?”
    邓小平说:“不行,正因为要过年,群众更需要这些东西,要全部退还群众,一点不留!”
    段君毅说:“邓政委既这样定了,你们就把东西退还给群众;顺便到群众家里看看 ,给他们拜个早年。”
    等县委书记走了以后,警卫员拨弄着烧得正旺的火堆说:“不收慰劳品,买总可以吧!把东西退回去,看你们过年吃啥?”
      邓小平一边扇火,一边笑着说:“不要噘嘴嘛!哪有花钱买慰劳品的呢?我想你准有吃的东西,快拿出来吧!”
     警卫员说:“只有几块麦饼,又冻又硬,还有一点枣子!”
    邓小平笑着说:“你看,这不挺好嘛,把麦饼烤烤,就着红枣,蛮好的一顿年饭嘛!”
    于是大家围坐火旁,嚼着麦饼,就着红枣,迎来了又一个新春!

 

   

     生活俭朴,处处节约,精打细算,是董必武的一贯作风。
     1945年,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,随中国代表团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。每个代表都发给一笔数目不少的美金,由自己支配。在美期间,董必武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,处处精打细算,每一笔开支都详细地作了记录,其中连患感冒看病的一笔不大的医药费和发了两封信的邮寄费,几元几分都登记得清清楚楚,满纸碎小钱数。但是在这份帐目中却有几笔大数字,账是这样记的:“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元整”,“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元整”,“董交置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元整”。原来他把极力节约下来的这2600多美元都无私地交给了党。
     19466月至19473月,董必武在南京办事处工作期间,总是和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。晚上他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,有时甚至到第二天凌晨。但他从来不让炊事员为他做夜餐。他吃晚饭时,有意留一小碗饭,再留半碗菜汤,工作到深夜,肚子饿了,就用开水一冲,热一热吃点泡饭,就算是吃夜餐了。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了,一次,没经过他允许,就买了些饼干,留着董老打夜班时作为夜餐吃。董必武知道后,就对警卫员说:“我们在这里党给的待遇和照顾已经很高了,生活条件也不错,以后不要再另花钱了,要经常想想解放区的人民,想想党中央的同志,他们多么艰苦啊!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这些。”
     在饮食方面,董必武从来不讲究,十分俭朴,餐桌上常常只有几小盘家乡的泡酸豇豆和臭豆腐。有时只要有一个豆腐菜,他就很满足了,吃得津津有味。即使在家里招待客人吃饭,也只不过做些家乡的便菜,在炖肉的锅里放一些黄花、木耳和粉丝。这已经成了董必武家中的传统菜。
     在日常生活中,董必武也是精打细算,处处节俭,有时简直到了“寒酸”的地步。他的一把使用多年的牙刷柄折断了,让工作人员用丝线捆结实后继续使用。夫人实在看不过去,就给他换了一把新牙刷,为这点小事,还挨了董必武的批评。董必武有许多毛笔,他却舍不得随便扔掉一支旧笔。毛笔笔头掉了,就用院子里桃树上分泌的桃胶粘住,实在不行,就用细线捆扎在笔管上。他写诗练字的纸,常常写满正反两面,只要还能在上面写字,他都不肯轻易丢掉。其他如台历纸的背面、节目单的边角、请柬的背面,都被充分利用。他平时著文、写信、吟诗用的纸,也都是多数人眼里的废纸。
     董必武这种精打细算、勤俭节约的品格,为全党同志所称颂。

 

   

     19364月底,贺龙、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,在草地行军已经10天了。出发前携带的粮食吃光了,野菜也找不到了,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。
     有一天,宿营的时候,警卫员李少清愁眉苦脸地对任弼时说:“任政委,今天什么吃的也没有了,怎么办?”
     任弼时在草地上拔起一把草,笑了笑说:“草儿香,野草香,红军粮食满山岗,这不是吃的吗?”李少清说:“这草不能吃。”任弼时说:“小鬼不要愁,想想办法。”说完就沉思起来。这时,李少清一边用手抚摩着挎盒子枪的皮带,一边自言自语地说:“还有什么办法呢?”任弼时抬起头来正要安慰李少清时,忽然看到了他身上的皮带,便兴奋地说:“小鬼,有办法了。看,你身上背的皮带可以吃呀!快解下来!”
     李少清说:“这么好的皮带,怎么能吃掉呢?我还要给你背枪呢!”
     任弼时说:“小鬼,现在首先是要解决吃的问题呀!”李少清很不情愿地把皮带解下来给任弼时。任弼时接过皮带后,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,并来回踱步想问题。李少清说:“政委,你在想什么?”
   
任弼时说:“我考虑怎么吃,这条皮带能吃几天?”说着就要李少清把小刀拿来,让他扯住皮带的一头,任弼时扯住皮带的另一头,每隔一寸开一个很长的口子,第一次割下了8块,让李少清找来干树枝点起火,他亲自烧了起来。当烧得发焦时,就把皮带面上的黑焦刮下来,再放在水里去煮。这东西是煮不烂的,煮了一个时辰,任弼时说:“差不多了,咱们吃牛肉吧!”

     这时,贺龙总指挥、关向应副政委等首长走了过来。任弼时先吃了一块,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,一面很有风趣地说:“这东西很有味道。”关向应接着吃了一块,并对李少清说:“小鬼,这是好东西,比野菜好。”贺龙看到大家吃得很有味道,走过来也吃了一块,一面嚼,一面说:“你们真有办法,这个东西嚼嚼也有用。”接着就发动部队开始吃皮带,暂时解决了几天粮荒。当时任弼时有两条皮带,第一条吃了一个星期,又开始吃第二条。任弼时在这条皮带上还写了一行有风趣的字:“越吃越健康,将革命进行到底!”当第二条皮带吃到三分之一时,红二方面军接到中央的电报,知道就要到阿坝了,于是,任弼时告诉李少清,剩下的半条皮带不要吃了,要留做纪念,他说将来这是很有意义的。
     后来,任弼时从山西抗战前线去“共产国际”时,把这半条有他亲手用刀割的一块块痕迹的皮带,作为礼物送给李少清,并鼓励他努力学习,成为一个好党员好战士。后来,李少清把这半条皮带当做革命的传家宝,带着它经历了8年抗战、3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,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,一直保存到19789月,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珍贵的文物征集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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